为什么大陆上不让谈胡适(胡适当年为什么不留在大陆)

为什么大陆上不让谈胡适(胡适当年为什么不留在大陆)

# 胡适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01 被污名化的胡适

为什么大陆上不让谈胡适(胡适当年为什么不留在大陆)

前不久,偶然间见公众号做了一系列有关学者胡适的视频以及图文,这让我顿时来了兴趣。

不仅仅是因为此前刷『觉醒年代』这一热播大剧,顿时让我又激起了对民国学者了解的热情。

更为重要的是,我很想看看当代青年学者是如何评述与认知胡适这一历史人物的。

那制作该系列视频的作者,本身学的专业就是中国近代史,而且来自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就其学术背景以及学术功底而言,相对于我这个业余爱好者而言,那必然是不在一个量级。

本想抱着学习的姿态,好好借由作者的思脉,更进一步全面深入地了解胡适,却不曾想只是看了其中一篇有关胡适的文章,就让我顿时放弃了这一想法。

而更令我惊诧的这竟然还是一个学者介绍胡适的文章,也算是重新刷新与定义了个人对学者的认知与了解。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阅读该文以及在B站上边的大众们,他们的留言也再一次刷新我的三观,有的说:“胡适就是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有的说:“胡适就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民族大汉奸”;也有的说:“胡适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自私狭隘的小人”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对于这些言论,让我不经意间,又回想起个人之前写过的一篇文章『骂余英时是老僵尸,获赞十万+,确实令我毛骨悚然』。

在我看来,其实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表达方式就是一波人,只是换了个对象罢了。

而且,对于胡适先生与余英时先生这两个人而言,他们两个人的故事,确实特别容易被翻转。

像胡适,既往诸多学人评述这位学者时,往往都不会涉及他们的政治立场与倾向,这就使得绝大多数大众对他的认知还停留在,所谓现代中国启蒙之父以及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看法上。

但实际上,从政治立场上而言,胡适先生可以被攻击的地方实在是太多。

比如:看过电视剧『觉醒年代』的应该知道,胡适最终与陈李二人在思想上是分道扬镳了,那站在今天的这个视角而言,似乎这可以攻击其反马,不懂顺应时代潮流。

事实上,在五四运动期间,胡适与李大钊关于所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以来,就一直被定性的认为胡是反马知识分子地典型代表。

而且倘若选取他这段时间的一些片段言论而言,就更加会坐实了他这一身份,比如:他认为那一套思想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或者十足的武断思想之类的,

又比如:当年老蒋要将他的敌对势力清除出去,胡适就在其文章或者演讲中表示,这一行动站得住脚以及不反对中央政府平反叛乱之类的;

再比如:在两边内战之际,胡适曾对记者公开表示:某边比日军更坏,原因就是他自己家乡,在对抗日本人的时候没有毁坏,但那边来了,三天就洗劫一空了等等。

像这类言论可以说,只要你找到台版的未删减版本『胡适全集』翻开一看,必然就能罗列出来一系列的清单语录出来,可做这些意义价值何在呢?

是为了论证胡适就是一个美帝国走狗?又或是像当初五十年代那般,试图将学术运动与政治运动相结合,号召大众一起批判这位资产阶级伪学者?

对于此,个人认为无论是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将学术沦为政治的工具,亦或者是将人言论思想脱离具体的语境,以妖魔化的方式操作对待,其实都没什么意义。

我在讨论余英时先生那篇文章时,表达的理念就是,我从来不将这些人的政见以及思想言论奉为圭臬,但也不会像某些人那般将之污名化或者妖魔化对待。

舍此两道歧途,方能在自我独立思考与资料爬梳中,展开充分自由的探索,才能进一步构建出自己对其相对客观全面的认识。

当然,我看的那篇文章作者是另辟蹊径,不仅不认同胡适的政治立场,更是将胡适的学问可谓批得“体无完肤”。

因此,我们刚好也可以借由该文作者的一些观点来好好思考与爬疏一下,如何认识胡适先生以及看看其学问到底价值几何。

该文作者全篇有太多点,值得好好推敲,但由于可推敲的点实在太多,我就只好挂一漏万,选取三点。

02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为什么大陆上不让谈胡适(胡适当年为什么不留在大陆)

第一点,该文作者提到,在今天这个时代,胡适似乎已经化身为了自由与民主的符号,批判他就是在反自由与民主以及现代(我称之为“三反”)。

我不知道这个判断的观点是来自作者本人,还是他所要揭示与批判的现状,因为他后边又说,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他不能代表,也真是挺有意思,是非之理,都被其一人说完了。

对于这个观点,我想请问若批判他写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上半部,下半部没写出来,也写不出来,是不是“三反”?

批判他在中国哲学史中,关于佛教禅宗的论述,只能说他其实不懂禅宗,又是不是“三反”?

批判他“简陋的学问”以及“浅薄的思想”,又是不是“三反”?在个人看来,如此论断,实在太像此前胡适二儿子胡思杜在1950时说过的话了:

“他是反动街机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帝国注意的走狗,…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

在我看来,正常的学术争论,不必上纲上线到意识形态之争,当然,也不排除某些西方媒体或者狂热公众,似乎喜欢这般塑造。

那这个时候要批判,就批判这些媒体或者公众去,而不是把胡适先生本身也这么看待。

但这里其实隐藏了一个问题,就是胡适先生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为什么作者说他会成为象征呢?因为胡适先生被一些人尊称为中国自由注意之父。为什么胡适会受到如此赞誉呢?

有很多可以举证的例子,比如:其在五四期间,胡适先生就与陈李二人,率先开始在『新青年』宣杨言论自油与个人权利;

其在1927年“四二一反哥命”事件爆发后,面对老蒋搞的一当转正、以当代整、当在过上的毒菜政府,其与《新月杂志》一群知识分子最先起来,批评征服,倡导人权,发动人权运动。

又比如: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很多知识分子抛弃自由注意,拥抱毒菜专职时,他继续坚持自油主义的立场,写了大量捍卫民主基本原则的政论文章,比如:『中国无独菜的必要与可能』。

在1949年,胡适又与殷海光雷震等人创办了『自油中国』,宣称:“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虽履遭封禁,可上边的一系列文章,却也成为了之后,台认为的自由思想启蒙的思想旗帜以及民主运动的动力源泉。

再从他与征服的关系上也可以发现,其意油注意知识分子的精神底色,他在抗战期间做的驻美大使,却被自己戏称:"过河卒子",后来,国民党要他做教育部长、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行政院长,这些都一一推辞不干。

干过最多的活,恐怕就是透过办报办刊来影响监督批判征服,从《努力周刊》、《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皆是一以贯之。

傅国涌先生看来就是:“他是不愿毁掉自己三十年来养成的独立地位,不做"政府的尾巴",最多只愿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挚友。”

不过,作为一个自油注意知识分子,他也干过这些事,比如:当年老蒋要将他的敌对势力清除出去,胡适就在其文章或者演讲中表示,这一行动站得住脚以及不反对中央政府平反叛乱之类的;

那这个怎么理解呢?还是那句话,不神化,不妖魔化,那是个人就有缺点问题与局限性。

对于这些问题,就得放到那个时代所处的大图景下认真审视,就像傅国涌先生所言:“在他们身上有着种种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或他们特殊的毛病,但我相信任何人都离不开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离不开那个特定的环境”。

所以,我们既能够看到胡适先生作为一个自油注意知识分子的代表,有其所追求与彰显的东西,但也得承认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局限与问题。

可讨论这些并不是代表自油注意要全盘否定了,要把胡适先生给全盘否定了,而是更应该看到一个评判历史人物所呈现的复杂性,单一维度的扁平化理解,脱离具体历史情景的事实讨论,无疑都会将我们导向歧途。

03 无语的精神美国人

为什么大陆上不让谈胡适(胡适当年为什么不留在大陆)

第二点,胡适自从去了美国留学,就摇身一变成了“精神美国人”。那如何论证得出这一结论的呢?

作者开列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美借口入侵墨西哥事件,胡适先生却为美国辩护。

第二个理由,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留美学生群情激奋,胡适却认为“他们都已完全昏了头,简直发了疯”。

第三个理由,胡适这般崇美,乃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自卑情结

对于第一个理由,从论证上而言,个人以为仅以日记中一小片段之言,就能判断当时的胡先生是所谓的“精神美国人”,在个人看来,实在经不起推敲。

倘若如此,那胡适先生当时日记中大量记录其打牌的内容,就足以说明其压根不是去学习去了,荒废了学业?

其次,看看他的日记其他部分,也曾针对这件事情,写过其他的内容,当时他所在大学的杂志社针对美国侵入墨西哥这一行为,倡导无论对错是非,只要我是美国人就支持的观点。

但胡适就有不同的看法,他在1914年5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自美墨交衅以来……涉及国际间事,吾即放弃那个对错和正义与否之标准,且颇自得地宣称“是耶,非耶,终吾国耳”……余以为吾人不管国内国外只应奉行一个是非标准,否则无法争论此事。”

也就是在他看来,只问国界、民族血统、不论善恶是非之说,是不可取的。

有人就根据他日记中提到的这些言论,推导其是有世界公民的倾向,反对愚昧的国家主义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即反对国家凌驾在个人之上或者凌驾于他国之上等等,也是一种视角。

再次,针对这场美国占领韦拉克鲁斯战争而言,其中具体历史细节,又涉及到墨西哥本身的革命事件,所做的评断若是学术评断,不免武断。

可只是一个日记中的看法,没有前因后果以及来龙去脉,又怎么能如此界定呢?

第二个理由,其实仔细读读胡适先生『对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信仰』一文,大体就能有个基本的判断与认知。

在该文中,胡适先生首先知道这是一项无理要求,其次,他也提到了自己受墨子的“非攻”、老子的“不争”、基督耶稣的“不抵抗”思想等影响,塑造了他所谓极端和平主义思想。

在他写的那封信的内容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当时的学生们是情感太过冲动,学生的本职以及第一要务是是学习。

他说:“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地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如祖国能度此大难的话——这点我想是绝无问题的;或者去为祖国起死回生,如果祖国真有此需要的话!”

再次,从现实来看,他说:“我们至多只有十二万部队可以称为“训练有素”,但是装备则甚为窳劣。我们压根儿没有海军,我们最大的兵船只是一艘排水量不过四千三百吨的第三级的巡洋舰。”

所以,他觉得可能还有其它办法,只是他自己也不知道。后来,他又接受了所谓“新和平主义”思想。

他说:“我逐渐地放弃了我以前偏激的不抵抗主义;从而相信用集体力量来维持世界和平,然后由一个国际组织来防制战争的可能性。”等等。

再从其在对抗日本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他的一思想表达,1933年在《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一文中指出:

“我们还可以断言:那也只是中国人的血与肉的暂时屈伏,那也绝不能够减低一丝一毫中国人排日仇日的心理,也绝不会使中日两国的关系有一分一寸的改善!

因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只有一天一天的增长强大的:也许只有在这种血的洗礼之下,我们的民族才会真正猛烈的变成日本的永久的敌人!”

又他在《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指出:“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时中国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中国决不能和日本交涉。”等等

04 谁在表演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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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三个理由,个人在前面针对自油注意知识分子的缺点以及局限的问题已经有过阐释,在这里不复多言。

对于第三点,作者认为胡适是一个学术表演大师,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表面骂程朱理学,实则是程朱理学传人;

第二个方面,有“考据癖”却没有接受过清代正统的考据学训练;第三个方面,没接受过西方系统正规的哲学训练,压根不懂杜威哲学。

对于第一个方面,个人认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厦门大学哲学教授乐爱国先生的『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该文较为系统客观的梳理了胡适先生对于程朱理学的研究历程。

在乐先生看来:“他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平等观念,但是反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同时也反对把人的主观偏见认作“天理”,并以这样的“理”杀人。”

按胡适先生本人的说法是,“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

第二个方面,个人认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在该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先生对于考据,他是自修,而且修得还不错。

在留美第一场国文考试时,考据“规、矩”就获得了一百分,其博士论文『先亲名学考』也是典型的考据作品。而其能入北大任教,据他自己回忆,就是当年蔡元培先生看了他的考据作品『诗三百篇言子释』。

而后其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更是一举奠定了他当时在学界的地位。在余英时先生看来,该书:

“其“导言”部分以当时西方哲学史、历史学和校勘学的方法论为基本架构,对清代考证学的各种实际方法作了一次有系统的整理,即使在今天也还不失为一件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第三个方面,学者欧阳哲生先生在『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中指出两件事,可以一见胡适的西哲功底,其一是,据冯友兰先生回忆,当年北大承担西哲授课的人就是胡适先生。

其二,1922年『申报』创刊五十周年,力邀各领域代表学者共同撰写纪念文章『最近五十年』。当时,蔡元培先生负责撰写五十年来中国哲学部分,而胡适就负责五十年来世界哲学部分。

在欧阳哲生先生看来:“这样一个题目对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显然是一个前沿课题,它需要在欧美国家家有过系统哲学训练背景,且封欧美哲学的最新发展动态有详尽了解的学者才可能承担。

另外,哲学家罗素也曾说过:“他(指胡适)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个欧洲人,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教授没有分别。”

05 来自胡适本人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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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该篇文章可以论述的地方远不止这三点,但囿于篇幅所限,便选出这三点以作深入分析。

其实,对于胡适先生这一人物形象而言,就像余英时先生所言:

“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因为这样做,我们便脱离了他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了。”

重要的是,如欧阳哲生先生所言:“应当理解、阐释胡适思想的现代意义,再现胡适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历史价值,重新评价现代中国屡起屡仆的自由主义运动,把湮没的半个胡适挖掘出来。”

胡适曾说:“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我想这段话,也适合送给那位撰写这一系列文章的作者。

参考资料:

[1] 傅国涌,《我对自由主义的一点认识—兼与林贤治先生商榷》

[2] 胡适,《胡适日记》

[3] 胡适,《胡适文集》

[4] 乐爱国,《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

[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6] 欧阳哲生,《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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