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圣诞游(香港有圣诞节吗)

我们在1951年到达香港时,我发现几乎所有楼房最高都只有五层。地处中环的旧的汇丰银行看来大概有七层楼高,那是全香港的最高建筑了。我相信,所有楼宇都是战前修建的,有一些已经相当残破了。那些旧的私人楼房里的房间都很大、很高,大多数都有遮挡太阳的阳台,这些阳台也可为下面街道上的行人提供荫凉。事实上,我很喜欢那些旧的建筑,因为它们能挡住酷热、狂风暴雨以及每年夏天都会出现的台风。

然而,香港的人口在迅速增加,政府很快便开始鼓励屋主们拆毁旧屋,改建较高的楼房。这样一来,以长期租约重新开发土地,修建更高的楼房从而提高租金和收入,就会给土地承租人带来好处。政府也会从向承租人收取的允许重新建房的新的土地租金中受益。

我们到香港大约两年之后,在圣诞节期间,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火摧毁了石硖尾很大一片寮屋区。那场灾难导致房屋署的成立。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火灾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受害者修建一些简陋的房屋。这些房屋也确实简陋。它们常常被喻为兔子窝,实际上它们也的确比兔子窝强不了多少。房间的平均面积为120平方英尺,要住一个五口之家,而租金是每个月14港元。人口较少的家庭分给86平方英尺的房间,租金为每月10港元。小孩子只算半个人,平均每个孩子只能分到12平方英尺,其实小孩子比大人需要的空间更大,因为他们需要走动和玩耍。一套房子只有一间方形或长方形的房间,四周是水泥墙,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厨房和冲凉房。人们通常只能在每座楼四周狭窄的走廊上做饭,尽管这本来是违法的。公共厕所和冲凉房设在每栋楼的中间位置,与洗衣房并排。由于冲凉房没有像样的门,冲凉使妇女视为畏途。由于“瞥伯”(粤语,即偷窥者——编者注)无处不在,她们通常得找人陪伴才行。所谓厕所,只是一条贯穿整排蹲坑的窄窄的沟渠,每隔一段时间会放水冲厕。有一次,我妹妹到香港来,我不得不带她去上那样的厕所,因为我的办事处设在一个徙置区内。我只好陪伴并协助她去解手。她看到人们蹲在其上的那个沟渠,真的吓坏了,但她更害怕的是那权作厕门的窄窄的挡板不能保护里面的人不被走过的人看见,而且也关不严、锁不牢。她开玩笑说,回国后她一定要写一本有关“香港厕所”的书。

然而,对那些以前居住在条件更加简陋的寮屋的人来说,第一座(这是这些新建房屋的名称)显得就像是豪宅了,大家都巴望着能分得一套。

住上这种房子的很大的好处是租金便宜,而且可以免除火灾和水患之忧。不仅如此,这些房屋的居民被告知,现在的住所是暂时的,10年后会提供更好的住屋。这个目标始终没有完全兑现。直到今天,到了2001年,人们仍然可以找到几幢尚未清拆的第一座的房子。不断增加的人口使任何有关住屋的承诺都无法完全兑现,至于那项要在20年后实行房地产市场化并根据“居者有其屋计划”(我一直反对这项政策)出售更好的居所的决定则使所有诺言都无法兑现,相反却使迫切需要价格可承受的住屋的低收入家庭的名单越来越长。2001年做出的冻结“居者有其屋计划”的决定在我看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消息,因为我一向坚信一个政府必须首先向其大多数贫苦民众提供可接受的居所,然后再去满足较富裕的人的需要。政府在开始实施重新安置政策之后不久,又推出这样一项新政策:凡在1954年以后修建的新寮屋,见到就拆,而且不为其租户提供任何居所。

那个时期的公屋是非常便宜的。这种房屋不易发生火灾也不会受到台风和水患的影响,而且初期是建在靠近市区的地方,很方便。那时,就连观塘也被视为偏远地区。但是,到了市内的居民区再也拿不出更多的空间来兴建公屋的时候,人们仍反对到观塘、荃湾和柴湾去,反对的主要理由是那些地区交通不便——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尽管那些居住在邋遢的小木屋内的人都很向往搬进公屋,但最需要居所的人却得不到公屋。公屋本来只是为火灾或天灾的受害者修建的,但后来却越来越多地被政府用来安置当局要征用的那些地区的寮屋居民了。当局征用这些地方是为了修建道路和基础设施等开发的目的,有时则是为了卖给私人去开发。修建公屋不像政府一再宣传的那样纯粹是为了安置无家可归的民众。一开始,我也相信了政府的宣传,但后来我猛然醒悟到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没有居所的人根本没有资格申请公屋。结果,寮屋区内便经常发生火灾。出现这种现象有三个可能的原因。一种看法是,寮屋居民为了获得公屋而自己纵火。另一种看法是,控制寮屋区的三合会纵火烧掉这些寮屋,以便把寮屋居住权再卖给新的寮屋居民,赚更多的钱。第三种看法是,政府使这些寮屋起火,这样就更容易收回土地,马上进行开发。

我个人确信,这三种看法在某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我可以肯定,靠近我住的那个村子的寮屋区就是政府代理人放的火,因为邻居们告诉我,他们看见这些代理人在该区的好几个地点点火。有一次,我陪同工务局的几位官员在该区考察另一个问题。这批官员中层级最高的那一位(我不想说出他的姓名,因为他的家人现在还住在香港)对我说:“我希望这块地皮烧个精光,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重新开发了。”我当时不得不提醒他说,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有些寮屋里的人会被烧死。

火灾的发生是如此频繁,以至最终只好推出一项新政策,即不再向市区安置区内的火灾灾民提供房屋了,而只在新界的偏远地带为他们安排临时住所(较安全的木屋)。于是,发生火灾的次数立即大大减少了,因为寮屋居民不愿住到离他们工作场所和学校那么远的地方去。但是,这至少证明了这样一点:一些寮屋火灾是为了获得公屋而故意引起的。这件事还表明人们的期望其实很低,无非是一个安全的、距他们的工作的地方较近的栖身之所而已。

为寮屋居民另建居所以便于政府的重新开发,这成了官员贪污和三合会操控的一个重要根源。从理论上说,在对所有寮屋的居民进行登记之前,并没有对政府要清拆的寮屋居民发出预先通知,以防止寮屋居民在即将清拆的时候把亲属和朋友弄进来,以欺骗手段获得安置权。

然而,在清拆前夕,这种被政府称为“冒名者”的人总是大批涌来。我听说有一些同当官的保持联络的屋主,就在该区即将清拆用于重新开发之际前去登记。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寮屋居民由于没给当官的打秋风而得不到公屋居住权的真实个案。

但是,清拆中最大的舞弊行为是对寮屋店主的政策。任何经营48平方英尺或更大面积的店铺的店主在清拆中都会得到在公共屋村内的一爿小店铺作为补偿。这方面的政策成了许多贪官的一种有利可图的买卖。我当时是住在寮屋区的,我总是能猜到何时会进行清拆,因为小店铺会突然出现在寮屋居民中间,而他们的主人无一例外地会在重新安置的屋村内得到店铺。他们无疑是从当官的那里听到了关于清拆的风声,有些当官的同三合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接到了真正的小店主们的大量投诉,说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了,理由是他们的店铺的面积不够48平方英尺。我经常带着尺子到向我投诉的店铺去,亲自看一看店主的权利是不是被人用欺骗手法剥夺了。我发现,情况往往如此。我通常会奋力抗争,直至他的权利被恢复。有一个个案我永远忘不了。有一位姓马的先生,全家都依靠他的那爿小铺维生。当他被剥夺了到新地点经营小铺的权利时,他的妻子威胁要从房屋署的屋顶跳下去,以抗议这种不公。我设法打赢了这场官司,而他直到将近40年后的今天仍然常来看望我并称我为“(粤语,意为干妈——编者注)”。如今他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的年纪也相当大了,但他仍然经营着一爿店铺,他的生活水平则大大改善了。在我1995年最后一次出席竞选活动那一天,他特地从沙田赶来支持我。当我的对手称他为“毛派”并指责我得到共产党支持时,他十分愤怒。其实,我的工作从未涉及党派政治,只涉及人民的权益。可是我的对手却把他的整个竞选活动建立在政治基础上,因为他从来没有像我那样为帮助他人而工作过。

最后,无疑是由于存在各种舞弊行为,向寮屋店主提供屋村店铺的政策被取消了,代之以用金钱来补偿。

正如我上文中已提到的,贪污受贿的另一个途径是政府鼓励战前老房子的业主拆掉那些房子,另建新的多层住宅的政策。这样做会使业主和政府共同受益。前者可收取更高的租金,后者可索取更高的地价。受损失的只有租户,因为老房子租金便宜。为了使业主不致拖延重新开发,政府冻结了房租。对业主来说,这件事有一个难办之处,那就是,他们得先把租户赶出去才能重建,而那些低收入租户找不到价格低廉的住处便拒绝搬走。业主可以用法律的手段把租户赶出去,但透过法律系统来处理要花很长时间。然而,贪污受贿可以为他们解决这个难题。业主们发现,只要把他们的房屋宣布为危楼,马上就可以让租户搬走,借口是,这是人命关天的事。这些房屋中有一些再用几十年也没事,但业主很容易说服那些厚颜无耻的官员宣布这些房屋眼下就有危险,迫使租户立即搬走。有些租户对我说,他们亲眼看见业主带来工人,破坏楼房的支柱,为的是证明那些楼是危楼。一时间,香港到处都是危楼,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捞足了油水。

我清楚地记得土瓜湾发生的一件事。那里的一座楼里的租户被责令搬出他们所住的“危楼”。可租户们根本无处可去,于是他们打算自己用纸板和铁皮盖一个简陋的小村子。就这样,一夜之间,一个寮屋区就出现在今天的九龙粤戏院所在的地方。但到这时,1954年的拆掉新建的寮屋的新政策已经付诸实施了。寮屋管制小组(Squatter Control Unit)立即开赴该区,拆掉了所有小屋,连一位妇女刚刚生完小孩正在那里卧床休息的那一间也不放过。那妇人只好在街坊的帮助下离开,因为清拆工人说,他们是在执行政策,而政策中没有提到病人的事。

事实上,“政策”不过是从事许多不公正勾当的借口而已,它是大量贪污受贿行为的根源。我在以革新会候选人身份报名参加市政局竞选后不久就看到了1954年的见到新建的寮屋就拆的政策的影响。

那是1963年2月里非常寒冷的一天,是有记录以来最冷的日子。那天,一批穷人向我求助,因为政府在那天早上拆掉了在佐敦谷的一个光秃秃的山坡上的数十间寮屋,其原因无他,因为这是“政策”。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寮屋居民的小屋由于这个原因被拆了,寮屋居民们设法捡回小屋的碎片,再拼凑起来,虽然无论高度还是面积都不及以前的小屋。但这一次,寮屋管制组把柱子砍断,使之再也立不起来。有人对我说,街坊们救起了一位因全家人变得无家可归、一筹莫展而要自尽的妇女。

我像往常一样,到现场去亲自查看民众的苦境,这样我便可以准确地讲出实际情况。那情景真是惨透了。直到今天,我的脑海中还浮现着一对老夫妻在寒风中坐在床上的情景。好心的街坊挂起一块铁板,设法保护他们。我看到幼小的孩子蜷缩在鸡窝里,那是他们的妈妈为他们挑选的御寒之地,因为冬季的寒风正顺着山谷无情地袭来。

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竟不给人们提供任何御寒的手段,我对这项政策的不人道感到震惊。于是,我火速赶到海港对面的社会福利署,问他们能为佐敦谷那数十名无家可归的人做些什么。我被告知,署长(他照例是位外籍人士)不在,但我可以见助理署长,那是一位中国人,名字我忘了。我想,中国人也许会比英国殖民官员多一点同情心吧。但我错了。这位助理署长把殖民语言学到了家,事实上,要不是他讲起话来同他的主子一样,他大概也爬不到这么高的职位了。我描述了人们的苦境,问他能给予什么帮助。他说,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这些人应当去为他们的家人租一套房子。我就为我的家人租了一套房子”。他没提到的是,他每月挣好几千块钱,当然租得起房子,而山坡上的那些人连在唐楼里租一小块地方的钱都挣不到。他的态度激怒了我。我说:“如果上帝允许人们生在世上,那他的意思就是,他们应当生活在其出生的土地上。难道你指望他们游在海里或者飘浮在空气中吗?”他的回答是:“你现在是在谈政治了。”其实,我根本没想到政治。我只是试图为无家可归的人争得一个栖身之所罢了。

我看得出,不论后果如何,这个人是铁了心要执行“政策”的,于是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回到九龙去见房屋署长,问他能否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某种栖身之处。他是一名外籍人士,我打算以个人身份同他谈谈这个问题。当我来到房屋署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说署长不在办公室,我说我要等他。但是,就在我等候的时候,我看到候见室里有一张告示,说民众有权见署长。而且,我从门缝里看到署长其实就在办公室里。于是,我指着那张告示要求行使我的权利。也许这只是我的想象,但这个人给我的第一眼的印象是冷漠的,是不会为任何乞求所动的。实际上他真是这样一个人。他解释说,公屋不是为无家可归的人建的,而是为安置那些从政府希望重新开发的土地上迁出的寮屋居民修建的。可是,他们在向全世界宣传香港为穷人制订的妙不可言的房屋计划时可不是这样说的。不过,至少我不再抱有公屋为无家可归者而建的幻想了。而且,我知道我在市政局中的第一项任务将是为改变那项政策而斗争,使人们不再因1954年的那项政策而流离失所。

那天我含着眼泪离开了署长办公室,去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那些人。但我没有放弃我的努力。对人的这样一种态度向来被我视为挑战。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也没有放弃努力,他们向报界诉说了他们的处境。最后,政府做了让步,同意这些无家可归者在附近一个称为“第七坟场”的山顶上建房。中国人很忌讳住在埋葬死人的地方,而且,他们在这里很快就挖出了死人骨殖。不过,他们太需要一个栖身之所了,因此也就同意搬到山顶去。可是他们的难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那里没有水。那个时代的官员居然以为人们可以在没有供水的情况下生活,这着实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我再度去找房屋署,问他们有什么办法解决供水问题。那些当官的向我保证,可以用水泵往山上泵水。这样做看起来是相当公平的,然而,后来我才发现,他们并没有合适的水泵,需要从澳大利亚进口,而进口水泵大约需要6个月的时间。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于是,我只好又一次去找房屋署,要求以某种方式保证供水,否则那些人只能拒绝从寒冷的山谷搬走。最后,政府答应每天用送水车为那些人供水,但他们得自己走到山底下,再挑着沉重的水桶担水上山。而这已是我们从当时漠视民众疾苦的殖民政府那里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

当夏季到来、香港大学的学生们考完试的时候,一大批港大学生自愿来为寮屋居民们修筑台阶,如果我能提供材料的话。我欣然应允。看到这些热心的年轻人冒着酷暑和风雨,在感激不尽的寮屋居民的帮助下连日工作,真让人心里暖乎乎的。最后他们完成了任务,人们可以沿着台阶担水上山了。不过,寮屋居民的孩子们却深受蚊虫叮咬以及由于没有足够的水洗澡而感染皮疹之苦。

维港对面的港岛上出现类似的情况时,又是允许寮屋居民在一个山顶上修建寮屋,又是没有水。这一次,房屋署长邀我陪他走一趟,让我看看他为寮屋居民做了多少事。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很多,但我还是得抓着树枝和所能找到的其他东西才能爬上去,因为那里根本没有人走的路。许多寮屋居民都上了年纪,他们很难甚至根本无法担水上山。我们到达山顶后,我向署长提到,人们很难把水担到山顶。他回答说:“可是你看他们能看到维港的美景呢!”的确,他们能看到美景,但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还得担着沉重的水桶爬山的低收入工人是不大可能去欣赏美景的。我把这话对署长说了。

这就是1954年见到新建的寮屋就拆的政策的结果,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我于1963年当选市政局议员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求重新审议这项政策。使我感到高兴的是,这项政策很快就修订了。后来政府开始修建一些临时房屋,即一些用铁皮造的小屋。当官员们说“必要时”他们会提供水的时候,他们总算明白了在人们居住的地方总是需要水的。

临时房屋的一个缺点是它们建在偏远地区,主要在新界,这就给那些到远处去上班和上学的人增加了经济负担。结果,有些人仍在市区建造非法寮屋,而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存在,又是贪污受贿在起作用。使那些当官的对他们的辖区内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并不困难,“金钱万能”的说法尽人皆知,连年幼的孩子也不例外。有些三合会分子在现有的寮屋之上加盖小屋,如果租户反对,他们就施以威胁,甚至迫使他们搬走。我觉得,不论你能说服政府实行什么好政策,贪污受贿总是能使它们归于无效。正因为如此,当有人问起我所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我的回答总是“与贪污受贿做斗争”,贪污受贿是良好政策和法律的大敌。

杜叶锡恩于香港

解决企业获客难题,添加 微信:hvq698  备注:获客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792114587@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yuxke.com/68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