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少将砸酒店（少将砸酒店名字）

我们介绍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89年第二期《纵横》杂志上(中国文史出版社)，范作民先生所著的“传奇英雄蒋自明”一文记述了我爷爷从一个穷孩子成为党的隐蔽战线忠诚战士的独特人生。现重发此文是为了让当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前辈是怎样为了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即使身处险境，局面复杂，他们仍坚守信仰，排除万难出色的完成党交给的每一项任务，他们为了我们国家能有今天，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我们当继承先辈的高尚精神，为我们热爱的祖国更加富强添砖加瓦，为我们可爱的人民生活幸福出力帮忙，能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助一臂之力就是我们的愿望。

活跃在西安古城的传奇英雄——蒋自明烈士生平纪实
原作：范作民 《纵横》1989年2期； 《纵横精品丛书》2002年
增补：张大建 2007.10 缩编：张辉 2018.2.25

为了创建新中国，无数革命者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既有忠于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也有矢志报国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他们为了人民的事业，执着地奋斗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其功不可没，但他们的姓名却不为大众所知。传奇人物蒋自明就是其中之一。

在法国的浪迹生涯

蒋自明，原名蒋诚道，1896年出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一贫苦农民家里，全家依祖父和父亲给地主种田、帮短工维持生活。幼年的蒋自明聪明好学，爷爷和爸爸节衣缩食，让他读私塾。尽管蒋自明好学上进，但难熬的穷困还是使他没读几年书就失学了。

辛亥革命前夕，15岁的蒋自明感到如果呆在家中迟早都要困死饿死，便想到社会上去闯荡，自谋一条生路。母亲了解儿子的倔强性格，临别时拿出家中仅有的一块“龙洋”递给儿子作为盘缠。身着破衣单裤的蒋自明接过“龙洋”，迅速扒上了货车。但火车刚刚启动，他又把那块“龙洋”扔给了满面泪痕的母亲，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浪迹生涯。

蒋自明离家后，先到上海的外国资本家家中当勤杂工。之后，他还到西餐馆当过厨师，在食品厂做过工人，不久又从上海到青岛一家大饭店里当厨师，做点心。他渴望学习，遇有机会便去上补习学校学习外语及其他文化科学知识。几年间，蒋自明忍饥受寒，备受欺凌，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哪里有活计，他就到哪里去卖苦力；哪里能糊口，他就到哪里干活；什么样的行当需雇工，他就去学哪种行当。他先后做过铁匠、泥瓦匠、木工、油漆工，在铁路上挥过洋镐，在纱厂看过机器，在码头扛过大包，在大街上卖过报纸。尽管如此境遇却一直没有多大改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从中国招收大批华工赴法，到军需工厂去做苦工。蒋自明又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了陌生的异国，时为1917年。在法国，蒋自明仍未摆脱流浪生活。他在轮船上当过水手、面包工，在法国人家中当过园丁、厨师、勤杂工，但困苦并未使他放弃在那里攻读法语、德语的机会。

当年在华工中流传着关于蒋自明的有趣故事：

一次，里昂电厂发电机的外壳突然断裂，厂方为了不耽误发电，征求高明的技师，以期尽速修复。许多法国高级技师不敢应征，在该厂做工的蒋自明竟挺身而出。条件是：必须把厂房四面的玻璃窗全部用纸封闭起来，不许看他具体操作。厂方照办了，他也及时将发电机外壳修好发电了。法国人对此十分惊奇，认为他是中国的“神奇能人”。其实，蒋自明是在发电机外壳的断裂处钻上一些洞眼，再用锔钉铆接上，用的是中国人锔锅的办法，是蒋自明在国内当铁匠时学会的。

蒋自明勤奋好学、吃苦肯干、机智敏捷，客观环境和经历为他掌握各种技艺提供了条件。他碰见什么学什么，肯下功夫，善于开动脑筋，遇见什么技术都要琢磨透、学到手。这使他很快成为多才多艺，身怀“绝技”的人。他不仅掌握了做西餐、点心、面包，种西方菜，栽西方花的技艺，而且学习了西方的经营管理方法、文化艺术，这为他以后经营餐饮致富，济穷扶贫，资助革命，从事革命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1917年至1919年，蒋自明在法国度过了近3年的流浪生活，也在法国上了近3年的“社会大学”。

在国内乃至法国的生涯，蒋自明经受了中外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他对官僚、资本家、豪绅欺压和鱼肉百姓极为愤恨，斥之为“文明强盗”，“不拿枪的土匪”，但对于劳苦工人、农民、清贫的知识分子却倾注着极大的同情，尽力予以周济和资助。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告之 “长大了不许做官，要学手艺，自食其力，用自己的技艺做器物，留给人间”，“要为国为民多做些有益的事情”。这些思想使他易于接受革命的影响，促使他结识了共产党人，走上革命的道路。

徐州第一家新式食品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蒋自明于1919年回国，在徐州一法国资本家家中当厨师和勤杂工人，又到青岛一家饭店去当厨师，其间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

1926年，徐州的进步友人共同商议，凑集资金租赁了一所楼房，筹建了“徐州食品店”，由蒋自明任经理，与蒋同赴法做工的乔方友为主厨。在蒋自明的建议下，食品店采用西方的经营方式，经理和全店工人都有技术股，年终一起分红，打破过去徒工只劳动、无股份、不分红的旧规，同时实行礼拜制(即礼拜日职工一律轮休)以调动工人积极性。

徐州食品店是徐州第一家新式食品店，食品店楼上经营西餐，楼下出售面包、点心、糖果、饼干、洋酒和罐头等。他们还在电南巷过去的城墙外经营菜园，自种西餐配菜，保证该店所需的新鲜蔬菜常年不缺。另外又在五毒庙附近自建了“利民冰窖”，在北天桥设立了“利民饮冰室”。冬季将天然冰块储存于冰窖中，夏季用这些冰块为食品店的西餐部冰藏食品，并出售冰镇酸梅汤、果子露、汽水和冰淇淋等。

冰窖是蒋自明亲自设计建造的，他亦熟悉西餐厨师、面包师等技艺及经营管理，店内业务掌握起来得心应手，加之食品店位于火车站附近，其西餐及冷饮都是当时徐州独家经营的新式饮食，因而过往旅客和居民纷纷前来光顾。蒋自明掌勺制作的拿手好菜，如“长鸡蛋”(“长”亦作“涨”)、“火山冰淇淋”、“活鱼汤”、“法式牛肉饼”、“德式牛排”等等，极受顾客们的赞赏，食品店的冰镇冷饮更是备受欢迎。

徐州食品店的生意渐渐兴隆起来，蒋自明亦由一个穷困的流浪汉，变成了富有的大老板。由于他技艺高超，经营管理有术，社会交际有方，声誉越来越高，遂成为徐州的社会知名人士。人们尊称他为“蒋老板”，有的亲切地叫他“蒋大鼻子”，更有照相馆以在自己的橱窗里挂上名人蒋自明的照片为荣。正是这个生意兴旺的食品店，日后却成为共产党人的休憩地，这位大名鼎鼎的蒋老板也变成忠心耿耿的革命者。

从“老板”到革命战士

开办徐州食品店之时，正值大革命从蓬勃发展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致使大革命惨遭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经理蒋自明同情和支持革命，关心革命事业的成败和发展，自然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此时，共产党人需要保存革命力量，开展更艰苦的革命斗争，于是宾客云集的徐州食品店便被选为掩护革命志士、开展秘密革命活动的极好场所。

1930年，党的地下工作者徐彬如从天津出狱赴上海途滞徐州，经周西林介绍初识蒋老板。蒋自明得知徐是地下党员且刚出狱，就如同接待亲人和贵宾那样，安排了他的饮食起居，临行时，又送给路费，使徐顺利回到上海。此后徐彬如每次经过徐州时，都要到徐州食品店去找蒋自明，每次都受到热情接待。几年中，常在徐州食品店落脚的有宋绮云、丁毅忱、王根僧、李木庵、谢华、童陆生、金闽生等，他们都是奉党的指示，秘密地奔赴东北、西北、上海等地开展革命活动的。受蒋自明接待、掩护过的还有中共徐州特别支部、徐海蚌特委、苏鲁豫皖特委、枣庄工委等各级组织中的地下工作者，以及陈亚峰、耿建华、佟虚吾、郭子化、丛林等。这些人虽吃在食品店，就寝却不在店中，而是躲避在利民冰窖旁的小房子里。表面上，冰窖旁的几间小房是看冰窖的徒工用的，实际上是革命者避难、隐蔽的地方。蒋自明接待他们时，往往先给他们化装后，再派人把被掩护的同志直接送到陇海路列车的餐车上，以免特务发现跟踪。经过徐州的餐车大都要在蒋的食品店购买面包，以供旅客食用，这样蒋自明就同餐车人员建立了合作关系，如果有地下党员或进步人士出徐州，则由餐车负责将其护送到目的地。

在接待这些进步朋友的同时，蒋自明还通过他们秘密找来一些革命书籍，如《工人必读》、《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两个策略》等，悄悄地躲在冰窖旁的小屋子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谁也难以料到，这个整天忙于食品店业务的蒋老板，却在背地里以惊人的毅力学习革命理论、文化知识，练习外语会话并苦练书法。长期的积累，使他不但有了一定的理论修养和多种文化科学知识，而且较熟练地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甚至还练就了一手很有功力的颜体、汉隶、章草和魏笔。

按照惯例，每逢春节前，他总要和周西林或孙晓芦(同去过法国的华工)打着灯笼，到徐州贫民聚居的坝子街棚户中，挨门串户地根据每户人口的多少送上2至5块银元，让大家过个好年。人们接过钱都问他：“您老贵姓?”他则笑着说：“姓钱！”问他尊姓大名，他又打趣地说：“我叫钱迷!”他曾向铜山孤儿院和贫民救济院捐送每人一套夏衣和冬装。为了防止有人贪污，他亲自去裁缝铺定做后一一送去，但绝不透露是自己出钱制做的。同时，他还在徐州北坝子街空场上修建了一座草亭，起名“民众草亭”，专供穷人们休憩之用。

开设西安莲湖食堂

蒋自明利用食品店支持革命，掩护地下工作者的做法，使当时的地下党负责人受到启发。1932年前后，宋绮云、丁毅忱和徐彬如等秘密设想在津浦、陇海路沿线借开饭店、办旅馆，再建立一些秘密联络点。随着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以及党的地下工作在西安加紧开展，大家觉得在西安建立一秘密联络点，对党领导西安和西北地区的地下工作十分必要，并一致认为蒋自明是负责这一联络点的最合适人选。于是决定由宋绮云利用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的公开身份及他同各方面的交际关系，着手筹办西安地下联络站的工作。为此, 宋绮云专门就筹备与资金问题向杨虎城将军征询意见,杨将军表示全力支持。

1934年，宋绮云来徐州向蒋自明具体交待了建立西安联络点的任务。蒋当即领受任务，很快物色到了适合的技术人员和徒工。通过铜山县少华巷小学校长崔瑞麟、教师范作民结识了淮阳发电厂的技术员孙象涵。孙曾任桃山乡乡长、萧县民生工厂工务部主任，同时又是徐州美专李可染先生的学生，在家乡桃山村开办有“桃山二三铁木工厂”，专门经营家具和农具。蒋自明认为，到西安开办西餐馆需要制作许多美观、适用、配套的摆设和家具，便邀请孙象涵到徐州食品店，亲自做了拿手的西餐盛情款待他。席间，蒋自明隐去到西安开饭馆的真实目的，大讲西安的现状和经济形势，鼓动孙到西安干一番事业。经过交谈，孙终于答应共同合作，去开发大西北。不久，蒋自明和孙象涵率领众徒工，携工具一起乘车到达西安，着手筹备西安市第一家西餐馆。

1935年，他们在西安端履门大街租房加以改建装修，西餐馆试行开业。后因该地不便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又由宋绮云出面交涉，在西安莲湖公园旁购买地皮，修建房屋，正式办起了“莲湖食堂”。该西餐馆的一切家具都是蒋、孙共同设计的，颇有西方家具的特点，样式新颖，美观大方。餐馆正式开业后，孙象涵又在东木头市街开办了“二五木器工厂”，该厂以后也成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地下联络点。

莲湖食堂从筹集经费、寻觅地点，到交际联络、舆论宣传等，都是由宋绮云公开进行的，表面上是金闽生、王根僧、童陆生、丁毅忱、翁世武等人集资办食堂，而真正出钱资助的却是杨虎城将军。杨将军秘密指示从他支配的“抗日特费”中拨出一部分，由尧山中学校董兼尧山油厂经理的张永敷从杨存放在尧山中学的经费中支出，共约款5万元，作为莲湖食堂的主要开办经费。

蒋自明利用终南山翠华湖中的天然冰，在西安西城外开展了冰窖业务；在西门外西南地段租用土地，种植中西餐用的各种蔬菜及花卉；在菜地附近饲养禽畜，以保证食堂用肉和奶制品原料；餐馆设洗衣局，每日洗涤台布、口布及工作服。

莲湖食堂开张那天，张灯结彩，十分热闹。鞭炮声中，服务人员挂出于右任先生的外甥周伯敏书写的“莲湖食堂”横匾，更增加了喜庆气氛。西北特别支部成员徐彬如、童陆生、李木庵、宋绮云、王根僧、金闽生、谢晋生以及杨虎械将军的部属、西安各界的知名人士和朋友100多人前来祝贺，这在西安可谓盛会。蒋自明那天非常高兴，亲自下厨做了不少拿手的西莱，令来宾们赞不绝口。

宴会上，在国民军第十七路军中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即席致送一幅贺联：

“莲峰俯三秦胜友如云袖里乾坤大，
湖海通九陌高朋满座壶中日月长”

在场的人，不知情者赞叹武志平的才气，知情者深知贺联的内涵寓意，受到极大的鼓舞。华山莲花峰有天外三峰之称，比喻革命事业崇高伟大。“袖里乾坤”特指在有限的空间进行秘密活动之无限事业。“湖海高朋”比作革命志士深入群众无处不有、神通广大，革命事业蓬勃发展、地久天长。多年后，“西北特别支部”支委，百岁老将军童陆生回忆道：“现在回想起来，真好象传奇一样”。

武志平于1986年为张协和重录贺联之书

“袖里乾坤大”

莲湖食堂开业之后，中外各方人士不断慕名而来。然而无人知晓，在这如云的客商富豪之中，却有着一批批党的地下工作者和革命进步人士，秘密进行着各种革命活动；那主持业务、繁忙不堪的“蒋老板”，正是地下党的交通联络员、情报员和物资供应员。经蒋自明联系，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丛林在此地与西北特支的徐彬如、宋绮云等人接上了关系，枣庄地区的地下党便交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来到西安汇报工作，亦由蒋自明接待；蒋交送二人各100银元，以解决其活动之急需；红军长征到西北后，立即从陕北派梁明德、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也在此活动；党中央召开白区工作会议，蒋自明负责接待路经西安的同志，并安全转送他们去陕北；苏北、鲁南、陕南及上海地下党组织需要经费、物资和武器，蒋自明全力予以满足；党中央需要西药、印刷机、木器家具、日用品、文具，延安光华农场需要奶牛和农作物种籽等，他千方百计地尽力解决；延安演平剧需要戏装，蒋自明向刘仲秋募集了一些，并购置一部分送往延安，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赞扬；进步话剧《桃花扇》在西安演出时，亦曾得到蒋自明的资助……

对自己同志的亲属及周围的穷人，蒋自明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宋绮云不幸被捕后，宋在西安的子女生活困难，蒋不顾个人安危，让宋振苏(宋的次女)每周到他家取做好的食品，作为孩子们在学校的食物补贴，并将“小萝卜头“的大哥宋振华接到自己家里；徐彬如的儿子徐学龙考上中学，但因家人手头拮据交不起学费，蒋自明一次便掏出50块银元，资助其继续学业；莲湖公园有一姓孟的工人，因为妻子残废，生活困难，是蒋自明设法出资救济了他们一家……

蒋自明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和技能，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交通联络、提供情报和物资供应等任务，莲湖食堂实际上成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联络站、招待所、兵站和情报所。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是1935年冬在原十七路军宪兵营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的。谢华任书记，支委有徐彬如、李木庵、童陆生、宋绮云、王根僧、金闽生、郭子化等。他们以宪兵营为活动基地，以《西北文化日报》为宣传工具，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公开的外围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西北特支和西救会的秘密会议都在莲湖食堂召开，各地来西安的地下工作者、进步人士也都在这里接头、聚会。他们大多是在单间里以朋友聚餐形式召开会议，凡遇此时，蒋自明必然亲自来打招呼、做菜、结账，并总要应酬说：“你们吃得怎样?”对方一定会不约而同地答道：“好!好得很！”此举一方面是蒋老板要为同志们打掩护；另一方面地下党的同志也要向蒋老板通通情况，意即“会开得很顺利”。

由于蒋自明照顾周到、安排稳妥，到这里来进行活动的进步人士越来越多。常到此处的有韩卓如、杨明轩、杜斌丞、杨晓初、高祟民、李敷仁、孙蔚如、邓宝珊、李馥清、赵寿山、高桂滋等。尽管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反动家伙也来此就餐，但对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活动却毫无觉察。莲湖食堂为我党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联系各界知名人士，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此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闻。“莲湖食堂设在莲湖公园东门内靠南墙的大房内，有一个小侧门与杨虎城将军公馆的后门相毗连，出了杨公馆的后门，横穿莲湖巷走一段路就是莲湖食堂的小门。到晚间客散之后，杨将军便从后门来到食堂喝点咖啡或啤酒，蒋自明则常常陪杨将军谈话聊天。两人在一起谈军事，谈政治，谈眼前复杂的时局和形势，谈中共的统战政策等等，天长日久，他们彼此加深了解，亦结下深厚友谊，成为朋友，这对杨虎城将军的思想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须知，莲湖食堂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联络与情报站，老板蒋自明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联络与情报员。这样，杨虎城将军来往于莲湖食堂与扬公馆之间，杨将军与蒋自明就不是一般的交谊。实际上，杨将军利用这一地点，这种形式，支持和掩护西北特别支部的活动，也通过莲湖食堂，通过和蒋自明的接触，获得共产党中央的政策精神和有关指示，以指导自己的抗日革命活动。”（摘自童陆生《扬虎城将军与蒋自明的莲湖食堂》）当时不同的政治派别提出有“反蒋抗日”、“联蒋抗日”、“拥蒋抗日”等主张，他们共同选择了被历史证明极其正确的“逼蒋抗日”的基本策略，奠定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基础，从而使共产党政权及军队合法化，进而促成全民抗战局面，以此重新书写了新的中国历史。

西安事变前后，不仅西北特支和西救会的重要会议是在莲湖食堂秘密召开的，而且会议档案材料也是由蒋自明负责保存的。其中一部分档案资料于1940年由蒋自明的次子张协和在赴延安前秘密转交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周子健，可惜以后未能转送延安而失落。

西安事变以后，我党设在西安七贤庄的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改为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后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而这时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先后被扣押，东北军、西北军均被调离陕西，西安已成为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重要巢穴。尽管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莲湖食堂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场所仍然在敌人的心腹地带继续活动着。中共陕西省委把蒋自明以及莲湖食堂的情况介绍给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和李克农，他们非常重视。此后，林伯渠多次到莲湖食堂“进餐”，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指导党的工作。林伯渠还常常单独来食堂接见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听取汇报，并告诉蒋自明等，对去陕北的青年学生以及到陕南工作的同志要尽力资助，做好接应与掩护工作。蒋自明遵照指示积极完成了多项任务。如1937年，毛泽民、钱希钧去新疆途经西安，就是由蒋自明接待下榻于莲湖食堂，而后又掩护送走的。

（八十年代记者采访时拍的照片）

1937年4月，由杜斌丞先生建议，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莲湖食堂宴请西安八大家(即西安八大士绅崔叠生、景梅九、武念堂等)和各界名流，以答谢朱德、彭德怀等将领途经西安时，八大家对朱、彭的款待。周恩来副主席和陈赓出席宴会，旨在团结西安上层人士，扩大政治影响。蒋自明亲自筹办做菜，使这次宴会气氛热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此后，以公开身份过往西安的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叶剑英、南汉宸等，常来莲湖食堂办宴，会见各方人士。先后来过莲湖食堂参加重要聚会的还有中共陕西省委的有关同志，以及伍云甫、宣侠父、熊天荆、居敬、吴德峰、陈养山、冯文彬、丁玲等。

在胡宗南控制下的西安，这么多的重要人物来莲湖食堂聚会活动，保障安全便成了十分严重的问题。为此，除了精密周到地安排之外，蒋自明专为食堂准备了3支手枪，由他本人、儿子张协和及食堂的神枪手王迁昇秘密携带，暗中保护。正是由于蒋自明的周密布置和高度警惕，所有在莲湖食堂进行的秘密活动都很顺利，未曾发生过任何差错。这在当时的西安城里是十分不易之事，凡参与过活动的人士无不为之叹服！

机智的地下情报员

蒋自明曾多次提出希望能加人中国共产党，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中共西北特支负责人徐彬如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曾多次研究过，按条件早该吸收你入党。只是以你当前的工作来看，你的接触面广泛，极易暴露。为了保护党的工作，也考虑到你本人的安全，你留在党外更为有利，所以暂不解决你的入党问题。组织上对你是充分相信的，为了党的利益，相信你能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态度，服从这一决定。”蒋自明当即服从，表示一定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1938年，蒋自明曾迫切要求到延安去，林伯渠亦打算把他安排在边区政府，发挥他善搞经济建设工作的特长。但党中央认为，蒋自明留在白区工作发挥作用更大，中央有关同志评价说：“像他这样的人仍留在西安较合适。”后经请示毛主席，蒋自明仍被留在了西安。蒋自明以大局为重，安心在西安竭尽全力完成党交给的各种任务，其中也包括秘密情报工作。

当年，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员和特务也常在莲湖食堂大摆筵席或召开会议。蒋老板借机“热情”地接待他们，意在探听其活动情况，获取有关情报。为多搞到一些情报和文件，食堂对拉国民党要员和特务来吃饭的洋车夫或司机额外支付一份报酬；开发票时把数目增加一倍，让联系吃饭事务的副官将一半装入私囊，再从其口中探知来此要干什么事，开什么会；食堂故意不设存衣处，并注明自行保管，丢失概不负责，再在特务们喝的贵妃酒中掺入鸽子粪，使其喝起来很香但易醉，这样就可乘机搜摸文件、情报资料等，特务们丢了机密文件不敢汇报，上司也无从追查。利用上述一些方法，蒋自明竟从国民党省党部要员那里搞到了全部国民党军编制系列两大册。这种系列册是日本人经详细调查编写，国民党政府又将其翻译成中文，供有关军政要人使用的，对我方了解国民党军队情况及军事动态极有价值。同时，蒋自明搞到的还有从绥远到新疆的公路详图等等。他把这些资料都及时交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转送党中央。

1939年春，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蒋自明得到消息，即设法从军统、中统那里搞到了这几个反共文件，马上交给办事处的居敬；同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欲派兵从绥德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情报，也是蒋自明报知办事处转告延安的；是年秋末冬初，他又将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和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矛盾及蒋鼎文腐化生活的情况，写成材料由翁世武誊清转报党中央；蒋自明亲自写的陕西国民党的党、政、军、民、学情况及陕西省青红帮的情况，也都很快交给了党组织。

陕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是国民党的文化特务机关，地下党急需了解其内幕。蒋自明接受任务后，便与他认识的该机构第一组组长刘业昭商妥，介绍翁世武到其第二组担任图书审查员。翁打入审查处，把了解到的情报写成材料，通过蒋自明迅速转交地下党。

随着形势的变化，胡宗南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党的地下工作遇到极大困难。蒋自明直接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发生联系，办事处亦是通过蒋自明，向分散在西安的刘桂清等人传达指示；蒋自明还曾协助将西北文化日报社的机器和材料秘密转移到三原，然后又送往延安，印刷工人吴子善就是随机器到延安参加的革命工作；延安方面需要铅印机，蒋自明尽速从私立西安乐育中学买到一部，寻机装上博古、徐彬如去延安的汽车，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关卡，安全运到了目的地。那时，办事处经常把重要宣传品交给蒋自明，由他设法翻印、散发。蒋自明总是找翁世武在莲湖食堂里刻好蜡板，然后自己拿到僻静处油印，再将一部分送给杜斌丞等进步人士传阅，一部分秘密地投寄或散发出去。

从实践中，蒋自明渐渐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斗争艺术和方法。比如“借水养鱼”，意即“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他对待军统、中统特务，先以致人爱好的古董、字画、碑帖为饵，以欣赏、购置或相赠为借口，同对方拉关系，以便从他们那里探得种种情报。国民党的许多机密文件，就是用这种办法得到的。

蒋自明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加上其为人深沉，做事隐蔽，令外人难识庐山真貌。他表面上沉默寡言，但心中有主张，暗中在行动，有时大家尚未知晓，实际上事情都已经办成了。他处事坚持“外圆内方”的原则，经常以生意人、老板的面目出现，对各方面的顾客，包括敌人都是一样招待，甚难区分彼此。如那次回请西安八大士绅时，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子峻恰在同一个大厅里请客，他两边一样热情招待，应付自如得当，既防止了敌人发现共产党的活动，又留心监听到郭子峻那边的谈话情况和内容，及时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受到了周副主席的赞扬。

机警的蒋自明还巧妙地用跟踪女人的办法，对付敌人的盯梢。他对大家介绍说，出门活动切记不要回头张望，不然特务会觉察到你已发现了他在跟踪，反而会暴露自己，有被捕的危险。这时，你可找一个迎面走来的青年女子，待其走过你身边时，趁势回身随她走一段路，越长越好。一直到这个女人进了一家门，你还要蹲在外面等上一阵，借这段时间仔细观察。倘总有一个人跟着你，那么就可断定他是特务，再设法甩掉他。蒋自明还告诫外出的同志，刚出门不要马上坐洋车，要走远一点再雇车；在到达目的地前很远的地方就得下车，以免被特务发现你要去的地方；如要打电话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就在澡堂里借洗澡时间打，这样不易暴露。

蒋自明以其后半生成功地扮演了“蒋老板”的特殊角色，在错综复杂、严峻险恶的环境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与他共同战斗过多年的同志都非常佩服他的胆略和才智，老地下党员徐彬如称他是个“异人”，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战斗在百乐饭店里的最后时刻

1940年，莲湖食堂迁至西安北大街路东通济坊大厦的西坊，一楼为中餐部，二楼为西餐部，三楼为旅馆部。这里房舍较多，且有后院后门，更便于我党地下工作者出入活动。1941年10月，莲湖食堂扩大经营为“百乐饭店”，蒋自明仍任经理，没有多久，百乐饭店就成为当时西安第一家最大最高级的饭店。

时至抗战后期，西安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化，通货膨胀，百物昂贵，使一般靠微薄工资生活的人更加困窘。蒋自明为劳苦百姓着想，专门在饭店楼下设卖份饭，即用很少的钱买一菜一汤，主食可随意吃用。他特意请杨虎城将军过去的厨师李师傅来主持其事，并规定要尊重顾客，讲究卫生，绝对不许掺入拆桌饭菜，而且要价廉实惠。此举受到了众多顾客，特别是那些生活清贫的公教人员的欢迎和称赞，为百乐饭店赢得了社会声誉。

百乐饭店仍然是中共陕西省委、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中共情报系统进行活动的联络点。在此期间，党派杨晓初担任第三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在第三十八军中担任统战任务，并兼做党的地下情报工作，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与杨大多在百乐饭店接头；当时周子健在西安做地下工作时，也多以百乐饭店作为接头地点……蒋自明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

1943年，为了配合当时的抗战以及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进攻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周副主席从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派杨才、钱瑾夫妇来西安建立电台，随时了解、搜集蒋介石及胡宗南部的动态和情报。他们首先和西安通讯工作组(即西安军事情报组)组长王敦英接上头，然后通过王找到杨晓初、杜斌丞、杨明轩和蒋自明。杨晓初、蒋自明在西安玄风桥34号租赁了两间房子，开了一个小杂货铺作掩护，由杨才任“经理”，钱瑾、张刚为“售货员”，把周副主席从国外弄到的电台安在杂货铺里。此后，蒋自明就把杨晓初、王菊人、邓宝珊、赵寿山、李敷仁、张性初、李馥清等人搜集来的情报转给王敦英，再通过杨才发往陕北。

蒋自明四十年代拍的照片

蒋自明在西安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在西安秦风日报社工作的杨宾青从军统那里获悉：蒋介石侍从室打来电报，令胡宗南立即查清“蒋老板”和翁世武的情况上报。蒋自明得此消息后，便同翁世武伪装成虔诚的基督教徒，进教堂去作礼拜、念圣经，一时曾蒙混过敌人的耳目。特务们经过跟踪观察，虽没抓住什么把柄，但对百乐饭店的监视仍不肯放松。胡宗南、祝绍周还指命党棍、特务、青红帮分子经常到店内无理取闹，后又以国民党省政府公用为名，强行征用通济坊大厦，1944年把百乐饭店旅馆部的房屋强占，成立了所谓的“西安社会服务处”。1945年他们又强占了百乐饭店的中西餐部，将蒋自明逼走。

在敌人的心脏里战斗了大半生的蒋自明，操持饭店业务本已劳累不堪，还要不时地同敌人苦斗智、巧周旋。虽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但他赖以战斗的阵地—百乐饭店被强占，令他不得不拖着重病身躯，以高度紧张的心神和智力与国民党党棍、特务、流氓作激烈争斗，致使其心力交瘁。1945年10月18日，这位坚定忠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被国民党军统特务下毒致死，终年仅49岁。

蒋自明逝世后，中共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致张协和的慰问函

后经向沈醉核实，当年蒋介石侍从室调查结果，只知道蒋自明是西安一个著名绅士，社会交往甚广，经常去教堂或道观,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所以不可能是共产党，也不知他的饭店是共产党地下联络点与情报站。其受迫害，可能是杨虎城将军被捕后，军统下层人员为了私吞他的饭店，冒用军统名义进行的罪恶活动（解放初期，投毒特务被俘并供认不讳被镇反）。因当时蒋自明身份并未暴露,对外则称急发脑溢血而亡。为此,延安中共社会部长李克农特例向张协和索要蒋自明的照片以留纪念，后致信张协和深表悼念与惋惜,并强调在以后条件允许时再补开追悼会。

蒋自明同志临终时，口袋里只有买一盒火柴的钱。他一生慷慨待人，救济贫穷，资助革命，自己开着大饭店，却从不积聚钱财。他无房、无地、无产，一家五六口人，均依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他逝世后，夫人靠替人拆洗缝补、拾麦穗、砸石子，及大儿子蒋孝先做工过活，有时需以典当来维持，有时则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领取接济。

莲湖食堂系集股经营，杨虎城、宋绮云、金闽生、王根僧等都有股份。杨、宋等被蒋介石囚禁后，股份只好划归蒋自明，但他从不分红，而把利润都作了党的活动经费。徐州食品店、莲湖食堂、百乐饭店等，可谓生意兴隆，自有不少的利润收入，而蒋自明除工资及办店开销外，全都留给了党组织。蒋自明生前曾对家人及朋友说，名和利都是身外之物，人生的价值就是奉献，尽到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到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大的愉快!“高尔基的生活，鲁迅翁的风格”，他常以此自勉。林伯渠、徐彬如见到蒋自明时，常亲切地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蒋自明也的确做到了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蒋自明逝世后，杨明轩、杜斌丞、杨晓初、李馥清等为他主持办理丧事，将其安葬于江苏义地。解放以后，党组织将他迁葬于三兆公墓。1984年，蒋自明烈士的骨灰移葬于西安烈士公墓。1995年,又将骨灰移京与夫人李兰合葬于北京万安公墓。

蒋自明烈士与夫人李兰在北京万安公墓的墓碑

备注：

<扬虎城将军与蒋自明的莲湖食堂> 作者简介

童陆生，1901年生于湖北黄陂县童家湾。父亲童云程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曾任北伐第二军参谋长，是孙中山的随身参事。周恩来副主席驻南京谈判时就住在童云程家中。

童陆生1919年秋入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1923年加入青年团，1926年加入共产党。他长期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被派往扬虎城将军的17路军，任宪兵营副营长、上校参议。1935年秋参与建立“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并任特支委员，是“西安事变”主要策划发起人之一。1941年任中央军委1局局长，以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高参室少将参议，随周恩来去重庆、南京谈判，并任北平“军调处”中共军事组组长。中共“七大”代表。解放后，任北平军管会军政部部长，军委4局局长，军事科学院院务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十届三中全会后，以正兵团级待遇离休。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勋章，是我党第一位百岁将军。

来源：中红网